中国木雕工艺历史简述

        我国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因此人们对于木材的认识和使用也非常充分。完善而成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同西方以砖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体系，双峰并峙，对世界建筑史的发展影响巨大。除去建筑构件与装饰之外，在我国木材被广泛地应用于制造生活必须的各种用具，包括容器、工具、家具、随葬器物等，并被制成宗教偶像以及美化生活的工艺品。应该说，木雕工艺涉及面甚广，但在“竹、木、牙、角”这一晚近出现的合称中，“木”雕则有着约定俗成的限定，即主要指明中晚期以来兴起的各式文房用具，和一些以珍贵木料雕成的小型陈设品、装饰品等。当然，其外延也并非判然而别，在工艺技术方面更与广义木雕中的其他部分密不可分。

风化木家具

        一、木雕工艺历史简述

        木质易朽，难以久存，因此新石器时代各遗址中虽不乏陶器、石器，甚至骨、角器出土，木雕器物却极少见，即使有所发现，也大多是外髹漆层的。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第三期曾清理出一件木碗，腹部雕为瓜棱形，圈足，内外有朱色漆。这一文化层的绝对年代距今6000~5500年，此器物为已知最早的木胎漆器。而地处晋西南“夏墟”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也发现了彩绘木器，可辨认的器形有豆、鼓、案等，可惜胎骨多已腐朽。文献中对早期漆木器也曾提及，《韩非子·十过篇》中谓虞舜之世“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就是一例，不过，那是作为奢侈行为被批判的，可见当时此类物品还颇为珍贵。

        商代墓葬，如湖北黄破盘龙城遗址、安阳侯家庄王族大墓等，都曾发现一种“板灰”(或称“花土”)，为彩漆雕花棺、撑木板或刻纹木室壁板及仪仗残器的遗痕，其木质化为灰土，表面涂层却色泽尚好。更有代表性的是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的漆器，有盘、盒等残器，其木胎上雕花的精美程度依稀可辨，计有兽面、云雷、夔、蕉叶等多种花纹，与青铜器装饰一脉相承。而且，兽面眼部还有绿松石镶嵌，可谓开后世工艺之先河。

庭园风格仿古

        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漆木器也大多残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的木胎豆、靓、悬、壶、盘、簋等，除有雕刻的纹饰外，还有蚌泡、蚌片镶嵌，可以看做是螺锢工艺初步成熟的结果。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专书《考工记》将百工分作六类，第一类就是“攻木之工”，又分出七种：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与梓人，包括车舆、武器、建筑等多方面制造技术。从中不难想见其时木工的高度发达。可惜，这方面实物例证依然不多。我们只能从楚地墓葬中遗留的大量漆木器上略窥一斑。比较著名的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盖豆，双耳与盖钮镂雕盘龙，极为繁复。又如江陵雨台山发现的鸭形豆，造型生动；蟠蛇纹危，蛇身交叉环绕，工艺高超。而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镂雕座屏，雕刻凤、蛇等动物五十一个，精彩绝伦。从这些作品上看来，战国时期是木雕工艺发展的一个繁荣阶段，各种技法已经完备，艺术成就也达到相当的水准。

        秦汉时期木雕工艺继续发展，漆木器出土数量更为可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盯胎西汉墓出土木刻榔室顶板七块，雕刻天文星象、人物故事、杂技百戏等，十分精美，也是少见的木雕实物资料。

        六朝、隋、唐以后，佛教逐渐兴盛，造像成为各工艺类别中有代表性的题材，敦煌等处的石雕、彩塑如此，木雕亦复如此，文献中不乏对技艺高超的木雕工匠的记载。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载：东晋名士戴逵(？一396年)于书画、鼓琴外，还能雕刻，他为山阴(今浙江绍兴)灵宝寺雕成一丈六尺的木无量寿佛像和菩萨像，耗时三年。而唐代雕刻名匠李秀为汴梁(今河南开封)大相国寺雕刻佛殿障日九间，被称为该寺十绝之一。而我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之北仓中见到的传世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等，以螺钿镶嵌花鸟、人物等纹饰，瑰丽工巧；又有木画紫檀棋局、木画紫檀双六局、木画紫檀挟轼等品，用紫檀为地，杂嵌染色象牙、黄杨木、鹿角等，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其情美较螺钿更胜一筹。北仓器物多为圣武天皇遗爱御玩，天平胜宝八年(756年)贡献于东大寺，有《献物帐》详载名目，其中大半来自于唐王朝，“木画”就是唐之工艺代表。

金丝楠木小叶桢楠木雕龙衣柜

        宋元时期木雕名家亦代不乏人。北宋僧人蕴能之妹严氏，曾以一尺长檀香木雕刻瑞莲山，并在刻有“细真珠八花毬露重网”纹的龛门中，“透刀”雕成五百罗汉，法相庄严，后被奏送真宗皇帝。得御赐“伎巧夫人”之名。而平阳(今山西临汾〕贾史虽目盲却善刻佛像，得称“待诏”。无独有偶，1963年，在襄汾小邓村发现木雕人物像，内藏题记木牌上书“大德十年三月廿一日工毕记。雕木工待诏本村邓君璋，小匠郭口”字样。可见“待诏”确是对手艺高超者的尊称。这批木像风格写实，与晋祠塑像有相似处，显是继承宋代传统而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人汪？玉曾收藏元代名士杨维桢的一对紫檀界方，上刻柯九思铭，末署“绍美制”，雕刻花鸟极精，还镶嵌汉玉昭文带，莹润古雅，它与明清文人所艳称的文房器具已十分接近。

红木家具云纹雕饰

        明代中期以降，防着整个工艺美术的繁荣发展。木雕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江南一带工艺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尤为明显。这个阶段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质地和美感，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红木等珍稀而质优的硬木，受到特别的青睐；雕刻技术达到空前的高度，不仅圆雕、镂雕、浮雕等技术灵活地结合使用，而且贴金、彩绘等装饰手段，也获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从漆器工艺中引入的“百宝嵌”，将金银、宝石、螺钿、象牙、珊瑚，蜜蜡等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木器之上，大到屏风、桌椅、窗福、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彩陆离，精美富丽，在乾隆时期的宫廷造作中达到顶峰。很多地区还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木雕流派。对木根、瘿瘤等材料的创造性利用，则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

红木家具云纹雕饰

        当时的名匠大多一专多能，能治木雕者也不例外。如高濂推崇的“鲍天成、朱小松、王百户、泉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辈，皆能雕琢犀、象、香料、紫檀图匣、香盒、扇坠，簪钮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金陵竹刻名家濮仲谦“亦磨紫檀、乌术、象牙”。嘉兴巧匠严望云擅长木雕，曾为大收藏家项元汴的“天籁阁”制作香几、小盒等，但传世作品却为竹雕碧筒杯。北京良工贺四寓居乌镇(今属浙江)，为王姓者制紫檀、花梨、乌木、象齿、犀角卮、、盂婴等。木雕与竹刻、牙雕、犀角雕等工艺类别间有相通之处，联系紧密，互相影响，这也是它们得以并称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到清代依然存在，如嘉定竹人吴之璠也曾雕刻黄杨木东山报捷图笔筒，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推崇。

海南黄花梨雕刻摆件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文人士大夫亲身参与木雕工艺制作，为提升其地位与艺术品位做出了实绩。沈梅冈因触怒权相严嵩，被关押18年之久，狱中读书余暇。自磨片铁，雕刻香楠为文具，共有大匣三、小匣七、壁锁二。松江孙克弘，精书画，能用金银丝在紫檀笔筒、界方、香盘、砚匣及乌铜铁器上。嵌出香草边，中有八分小篆铭赞，极为工致，人称“宋嵌”；又创造紫檀仿古“三雅杯”形式，也以“银丝填嵌汉篆字”。

        清代宫中自内务府造办处于康熙朝建立之后。作坊数目虽几经损益，但木作始终存在。乾隆时期还专设广木作，多成做为器物配制术座的活计，所用以紫檀等珍贵木料为主，足见宫廷造作的气派。而地方上则不同地或的不同木雕风格日趋完善，异彩纷呈。